中国网: “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欢迎您的收看。国家卫计委近日公示了《“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针对我国社会与人口出现的新形势、新要求,《规划》做出了怎样的安排?又推出了哪些新措施。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采访到中国人口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

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中国网: 除了人口数量之外,结构性的矛盾也是目前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一直以来也很受关注。《规划》当中提出,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那么想请问一下您,这样一个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一直以来得不到改善?您认为,真正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保障措施呢?

翟振武: 中国出生性别比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6,在大样本、大规模的人群当中——一个家庭不算,因为家庭你可以生5个女儿,你也可以生5个儿子等等,比如说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大规模的出生人群去统计,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恒定的规律,每生100个女孩,大概要生105个左右的男孩,这个不分人种,黑人、白人、黄种人,也不分民族,不分地区,比如说中东地区、北美地区、亚洲地区、欧洲地区,都是一样,这是一个人口的规律,出生性别比基本恒定在105左右。

翟振武: 中国以包養前的出生性别比也是很正常的,大概在1985年以前基本是在106、107左右,很正常。从1985年以后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就逐渐地上升,到了2000年左右,大概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上升就很高了,能达到120:100,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出生120个男孩,这还是全国范围内。在相当一部分省出生性别比都超过了120,有些省达到了135:100,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出生135个男孩。这个也引起了大家高度的关注,在媒体上大家都关注说,今后我们会出现几千万个光棍,等等,都是由于出生性别比偏高引发的问题和议论。这个偏高的时间又比较长,我们从1985年一直到现在,出生性别比以前至少一直在113以上,过去十几年大概平均都在118到12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

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之高,维持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大家经常议论的关于几千万光棍的问题,这是可以明显地看到的一个问题了。

翟振武: 在过去的几年,国家一直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强烈的男孩偏好。这个在中国还是存在的,有的地区弱一点,有的地区就非常的强烈,城市里面弱一点,但像广东的男孩偏好还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包養網價格它很发达,但还是比较严重的,福建也都比较严重,整个中国有这样一种男孩的偏好。

但是男孩偏好几千年来就有,我们以前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偏高。为什么在1985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偏高了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超声波诊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超声波(检测仪)现在是很小型的,功能也都够,袖珍的、便携式的超声波(检测仪),如果一个妇女怀孕14周以后,用超声波能够透视诊断,那么就很容易鉴定怀的胎儿是男孩女孩。一个妇女要想生男孩,不想生女孩,她可以来做超声波的性别鉴定。如果要是女孩,她就做一个人工流产,因为14周的孩子还不是很大,如果是男孩,她继续保持下来怀孕。

以前有男孩的偏好,但人们做不到去诊断,孩子只有生下来你才知道是男孩女孩,现在人们在没生之前或者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知道是男孩女孩,技术上为男孩偏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而且超声波很普及,现在在农村有很多游医都可以做,虽然国家在禁止,管这个叫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但毕竟还有很多游医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技术上就使得它成为可能,使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985年以后偏高的程度就很高。

翟振武: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男孩的偏好变得更突出,就是因为生育的下降。以前能生5个孩子、6个孩子的时代,虽然也有男孩偏好,但是她平均都生五六个孩子,一般她生五六个孩子的时候其中能有一两个孩子是男孩,他就能够实现自己有一个男孩的愿望。但后来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不管是个人意愿还是生育政策的限制,只能生两个孩子,她生了第一个是女孩,生第二个,她就务必要在两个包養孩子之内生一个男孩,这当然就有更多的意愿和倾向来寻求胎儿性别鉴定,寻求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

这种情况我讲的主要是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人们不想生更多的孩子了,男孩的偏好和追求男孩的行为就表现得更突出了。这个在韩国就很明显,韩国没有中国这样的计划生育限制,韩国当年有一阵出生性别比达到116,为什么呢?因为生育率降低了,很多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了,她要追求男包養網排名孩的这个观念没有转变,他们也要在两三个孩子之内务必要得到一个男孩,他们也有大量的胎儿性别鉴定出现,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也出现了,所以,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一度达到116点几,117左右这样的高水平。

翟振武: 中国这几个因素都叠加在一起了,根本的因素还是男孩偏好,技术上的普及和发展使实现男孩偏好的愿望变得更可行,同时又由于生育率不断地在下降,也跟生育政策的限制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的出生性别比就越来越偏高。

翟振武: 最近几年,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我们从120左右下降到118、116,在去年终于降到了113,这是过去十几年当中没有的这么低的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个治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治本,一个是治标。

先说治标,大家都知道打击“两非”: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这个是不允许做的,法律、规章上是禁止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在偷偷摸摸地做。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么高,就证明在实践上一定有大批的人做了胎儿的性别鉴定,做了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所以,在最近几年“治标”的工作,“打击两非”的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全国农村、城市、各个医院,都可以看到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做得比较彻底,出生性别比下降得比较快。

翟振武: 另一方面是治本,因为人们追求男孩的愿望和心情的产生也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男女不平等,跟重男轻女这种观念有关系,而这种观念又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存在。举个例子来说,在农村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条件下,落后地区的农村人们还是愿意要男孩,因为在生产当中男孩的贡献比女孩要大得多。城市就小多了,城市像做记者这一行,男孩和女孩的劳动和能力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要把你们都放到农村,你立刻会发现男记者的贡献和能力就比女记者强多了,因为那都是体力劳动。所以,在城市里面,男孩的偏好比较弱;农村里面,男孩的偏好就比较强。这是指的经济方面。

农村的社会保障也相对比较弱,养儿防老是历朝历代大家的一个观念,老了要指望儿子来养,还是愿意生男孩。社会规范方面也有很多,我们虽然讲了男女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上规定了,但是在现实、民间的观念当中还是要男孩承担抚养老人的义务。女孩嫁出去就算嫁出去了,她对老人(的赡养)是一种自愿的、主动的,而不是义务了。同时,婚姻基本上还是一种从夫居的婚姻。在中国,主要是在农村,女孩要“嫁出去”,男孩叫“娶进来”。男孩结了婚,他娶的这个媳妇儿成为男孩家庭的成员。女孩结婚之后就变成婆家的家庭成员了,而不是自己娘家的家庭成员。这种从夫居的方式,也使人们觉得生育男孩能扩展自己的家庭,你生一个女孩就好像不是给自己家庭里面生育的孩子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要追求男孩。另外,还有很多观念,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继承血脉等等。在农村,比如说福建、广东,宗族的观念还很强大,每家每户,每个姓都有自己的祠堂,要祭祖,祭祖时很多女性都不让进去的,只有男性才能祭祖。这个观念就是包養網男的才是继承血脉,传宗接代的一个承载人,女儿不能传宗接代,包括祭祖,参加个仪式都不允许参加。方方面面,这是根本的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要改变,最重要的是要追求、要推进性别平等,包括现在妇女的就业,大学生,男大学生就业和女大学生就业难度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男轻女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社会还存在,还体现。在这个方面要改变,我觉得这是治理出生性别比最根本的措施。

翟振武: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废除性别的就业歧视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要追求男女平等,这是治本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出生性别比治本、治标要同时并举,才能使我们的出生性别比下降得比较快,尽快恢复到正常。当然了,全面两孩政策也对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有一定的作用,以前城市里面只有一个男孩,现在他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无所谓,再生出来的孩子对性别比都是比较平衡的,这样整个比较起来,我们整体的性别比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会有所下降。

当然,真正的主要原因还是生育偏好的原因,还是因为技术上有这种可行性,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做。我预计,出生性别比仍然会不断地下降。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男孩偏好的情况会越来越弱化。现在为什么城市里边的男孩偏好就会弱化一些,而农村还比较强烈?将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比重越来越提高,整体上出生性别比会有所下降。

(责编/文字:韩琳;主持:黄婉晴;摄像/后期:刘哲;摄影: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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