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考察工作時提出，中國科學院要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再次強調“要加快建立科技咨詢支撐行政決策的科技決策機制，加強科技決策咨詢系統，建設高水平科技智庫”，并要求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發揮好國家高端科技智庫功能”。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把強化科技戰略咨詢納入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總體部署，標志著我國科技智庫建設也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盡管一些學者分析了中國特色智庫的發展之道，但大多局限于智庫體系的整體情況說明，沒有聚焦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智庫，去探究其發展歷程和實踐經驗。如何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新征程上，汲取中國本土化智慧經驗讓科技智庫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寶貴經驗，構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內容。
我國科技智庫的科學內涵與基本特征
科技智庫科學內涵
從科技智庫的科學概念、科學目標和科學發展方向認識和理解科技智庫的科學內涵，是充分把握和掌握科技智庫高質量發展趨勢和發展路徑的必要條件，也是發揮科技智庫前沿預判能力、系統解析能力、交叉基礎能力和綜合集成能力的重要前提，更是落實以科技戰略和科技決策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核心任務的重要保障。
科技智庫的科學概念。智庫是具有科學研究職能、穩定且能承擔起為政府出謀劃策功能的組織或機構；而聚焦科技創新領域，服務國家科技決策，或以科技為基礎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智庫便是科技智庫。科技智庫作為典型的專業智庫，其特殊性體現在：圍繞科學技術主題，研究內容具有知識技術密集的特征；需要從科學創新規律出發研判科技走勢；要為國家科技戰略、規劃、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提供意見與建議。
科技智庫的科學目標。在新時代新階段背景下，我國科技智庫建設有3個主要目標：進一步優化科技智庫的運轉效能，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科技智庫發展呈現社群化、聯盟化特征，朝系統化、體系化方向邁進。科技智庫增加舞蹈場地對外交流活動，積極推進國際伙伴的戰略研究聯系。
科技智庫的科學發展方向。科技智庫推動創新發展、提高科技決策水平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科技智庫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當前，學術界對我國科技智庫的探索方向主要有4個切入點：與國外典型科技智庫進行對標研究，在總結國外科技智庫類型、形態、運作和研究內容的基礎上分析我國科技智庫改進的方向和路徑。從現實角度出發對我國科技智庫在組織形式、運行機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描述，并提出相應發展思路和解決對策。針對當前大數據等新技術趨勢，探討我國新型科技智庫的建設路徑。從理論層面分析當前科技智庫的構建、運行和治理問題。
科技智庫基本特征
價值理念：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至上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賦予了我國科技智庫在組織發展、機制運行等方面的特殊生存屬性。我國科技智庫不是單純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機構，而是擁有一定使命、為實現自己所信奉的政治價值觀或理念而奮斗的組織。盡管，科技決策的“謀”與“斷”分開讓科技智庫與決策中心形成2個在權力、職責和任務上均有差異的相對獨立系統，但是，官方主導模式使我國科技智庫在變革進程中始終與決策部門保持密切的互動。這特殊的“智政關系”使我國主要的科技智庫具有4個重要特征：及時獲取一手信息、數據情報資料，更能夠暢通科技智庫的融資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渠道。因此，我國科技智庫能夠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保證了研究成果的高質量，并且能夠與決策機構實現無縫對接，使成果產出能夠迅速轉化為決策方案。避免依附強勢利益集團這一漏洞，具有保持相對穩定的資金來源和專業專注度。例如，我國科技智庫可通過政府和市場等多種方式和手段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因此，可以有效避免因黨派競爭所導致的政治議題和意識形態摩擦的問題，促使科技智庫更為專注于具體“技術性”問題解決。擁有較為特殊的組織架構和成員結構，保證科技創新資源的統籌力度與科技成果轉化應用。例如，一些中國科學院院領導或院士有政府部門任職經歷，這種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學界、行業與政府之間互動交流，提升科技智庫資源統籌和管理效能，縮短智庫咨詢與決策之間的鏈接過程。始終堅持“知識為民”的價值理念。盡管科技政策長期以來與社會公眾之間有很強的知識壁壘，是科技專家統治的領域，但我國科技智庫與資本主義國家科技智庫發展路徑具有本質不同，是以中國特色方式努力保持與決策者、科學共同體、社會公眾間的密切聯系，表現為：科技智庫利用其權威性和各種渠道，創造與決策者、社會公眾的溝通機會；不僅從社會提取民意和最新的科技情報，還將科技創新戰略與政策轉化為大眾易懂和易獲取的語言和形式，傳遞并解讀相關政策信息，緩解公眾對科技政策的信任危機瑜伽教室。
體系發展：多元力量綜合推動
我國科技智庫建設發展從最初以國家高位推動為特征到現階段呈現出政府、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等多元力量推動的變化趨勢。2013年，我國開啟了科技智庫建設的熱潮。2015年，中國科技智庫發展進入了“快車道”——新智庫成立、已有科研院所和高校智庫改制活動增加。《關于深入推進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的出臺不僅有助于推動多家科技智庫入選高端智庫試點單位名單，而且還有利于引導各省市積極開展各地的高端智庫試點工作。例如，2021年與科技智庫相關的法規數量激增。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大型技術公司根據政策引導，依托自身優勢建設了企業智庫；這些公司開發的大數據智庫產品，多次為政策咨詢提供支撐服務。
黨和政府既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也是我國科技智庫最主要的服務者；他們在我國科技智庫思想市場中具有“高位推動”的特質，可以釋放政策需求偏好，以項目形式主導科技智庫的運營。因此，我國智庫體系呈現出圈層結構的特點，而科技智庫體系同樣具有這一典型特征。依賴于黨和政府科技決策咨詢需求的強力牽引，按照科技智庫與決策者的親疏關系，以及“諫言”渠道暢通與否，可以確定我國科技智庫的圈層架構：一層架構是包含從中央到地方科研院所的結構；二層架構是圍繞以黨和政府決策為核心的科技政策思想市場圈層展開的科技智庫體系結構。
組織結構：“綜合集成”
中國科技智庫具有“小核心私密空間、大網絡”的“綜合集成”組織結構，通過吸收平臺化的發展理念，為所屬科研院所的專家提供發聲平臺與項目獲取機會，讓更多的科學技術研究者主動加入咨政建言隊伍中。科技智庫“綜合集成”主要表現為“科技智庫中心”+“研究網絡”的功能表達：一方面，以黨和政府委托項目為平臺集成研究共同體；另一方面，通過科技智庫中心決策咨詢平臺搭建，形成服務決策的渠道和品牌，為黨和政府提供關于科技政策和戰略的信息、知識與建議。橫向上，科技智庫“綜合集成”使得不同行業、領域專家形成廣泛聯結、組成科技政策研究聯合體，使基礎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結合；縱向上，科技智庫“綜合集成”使決策層、研究層和數據層通過綜合集成的方式確保決策咨詢體系的效率。
產品種類：多學科融合交叉
中國科技智庫的業務出現領域融合和交叉現象，科技智庫的成果和產品的適用范圍也從早期單個學科領域逐漸向多學科領域兼容發展。新興技術助推科技智庫高質量發展，現代信息技術滲透促使科技智庫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科技智庫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智庫資源整合和信息聯通來創新調查研究過程、分析思辨路徑。
進入新時代，新型科技智庫從利用文本分析、邏輯推理、規范分析等傳統方法進行研究轉向利用個案研究、數據分析、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模型構建等交叉實證方法，充分使用預測工具進行可視化數據分析，使我國科技智庫成果質量顯著提升。并且，數字化平臺嵌入令智庫面向主體日益多元化，成果形式更加豐富，智庫產品也不再局限于文字報告為主的成果政策專報；將學術期刊與新媒體技術相融合、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在線訪談、舉辦線上線下的學術論壇等都成為科技智庫產品生產和推廣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強化了科技智庫機構的政策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科技人才：多元化和復合化
科技智庫與其他種類智庫的本質區別在于科技智庫專業性極強。多年來，隨著我國科技智庫管理方式和運行機制不斷革新，我國現代科技智庫的人才多元化、復合化特征顯現。科技創新逐漸演化為橫跨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諸多領域的問題，科技智庫工作者也隨著軟科學研究在體制內得到普遍認同而增加，科技智庫專家結構呈現多元人才結構的特點。科技智庫具有極強的分析跨學科性，其研究方法具有文理學科交叉的特點。科技智庫研究員往往具備一定的跨領域理論知識，這既保障了科技決策咨詢主體的廣泛性和專業性，也使科技智庫的人才儲備從單一軟科學、硬科學專家向具有復合型知識的智庫人才方向發展。
我國科技智庫高質量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創新人才方面：人才支撐力有待提升
現階段，科技智庫缺乏全能型或多學科背景的復合型的人才。一方面，科技智庫工作人員之間的搭配機制并不完善，科技專家和政策專家更多是分開單獨地進行研究，或只是簡單地把雙方的研究進行加成，沒能充分利用和融合智庫的情報分析、科技、政策和專業工具等力量分析和研究問題；另一方面，科技智庫創新人才的薪資、醫療、保險等方面的軟環境建設投入不足、相應配套不夠健全，導致科技智庫對科技智庫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而難以支撐高水平科技智庫的發展。
創新成果方面：產出不足與轉化率不高
從《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可見，我國科技智庫的軟科學成果產出相比基礎理論方面的成果要低得多。此外，中國科技智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闡釋和解讀政策的重復性、低效性研究，缺乏具有前瞻性、針對關鍵前沿問題的研究，以及相關的戰略性布局。我國科技智庫的產出成果大多只輸出給政府的相關機構，缺乏把研究成果有效傳播和轉化的多元渠道及機制，極大地降低了這些研究成果的引用和轉化時租場地頻率。
體制機制方面：有待改革創新
科技智庫的發展不僅需要堅實的研究力量支持，也需要智庫人員充分了解國家對智庫的規劃和指示，以及智庫自身的發展理念。這些是科技智庫實現創新，以及建立自身鮮明特色的關鍵。然而，由于我國在科技智庫管理、資源共享、評估、成果轉化、傳播及國際交流等方面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不利于對科技智庫發展的指導與科技智庫水平的提升。這導致相關智庫工作人員對國家智庫建設的規劃了解不足，研究缺乏創新和預判性的結論，也缺乏可實施的建設性方案，僅停留在對政策或事件的描述和解讀上。同時，在我國數據庫數量有限、資源共享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一些科技智庫人員難以獲得最新的信息和數據資源，而各科技智庫為了自身發展而爭奪有限資源和話語權的情況又未能得到有效緩解，因而需要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搜尋信息和數據。這些都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從而降低了科技智庫的研究效率和成果質量，無法滿足我國建設科技智庫的發展需求。
基礎支撐方面：經費投入有限
科技智庫自身經費投入增長相對緩慢，致使科研經費投入強度不高，特別是不同科技智庫主體之間及其內部科研經費投入強度差異明顯。比如，大中企業及民間組織科技智庫主要依賴企業和基金會的資助，經費投入有限，科研經費強度明顯較低。因此，經費來源和投入形式的單一性和依賴性，致使科技智庫研究經費強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我國科技智庫的創新成果產出，以及科技創新活動發展的進程。
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新型科技智庫的對策及建議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全球化進程不斷加深且全球科技智庫的國際影響力也在增加的背景下，提升我國科技智庫的研究力量，優化中國特色科技智庫的建設及其布局至關重要，迫切需要根據我國科技智庫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和制約因素制定相應的對策。
優化我國科技智庫的頂層設計，全面提升科技智庫參與決策咨詢的廣度和深度
隨著新時代研究領域的跨界、研究技術體系化，以及組織模式網絡化的發展趨勢日益顯著，需要在國家層面完善科技智庫的頂層設計，優化科技智庫的多元化、標準化發展體系，以確保我國科技智庫能在新時代中扮演好3種角色：創新思想的產出者。科技智庫本身具有與科學技術相關的知識生產能力，需重視研究積累、戰略性和方向性思考能力培育、科技創新趨勢前瞻。這些思想認識不僅涉及科技政策制定層面的思想性知識，還應體現出科技政策執行方面的謀劃；前者以學術性和總體性為主要特征提供決策前的思想和方向性產出，后者是對政策方案執行的推演過程建言獻策。科學技術知識再生產的組織管理者。根據政府決策中的明確知識需求，科技智庫要及時在時間和方向上對科技創新思想市場的知識生產進行調整，收集整理有關科技情報，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提供學術和專業支持。科學普及的推動者和科技政策的宣傳者。推動科技智庫“數智化”發展，實現科普任務、科技政策的有效宣傳，擴大科技政策的影響范圍和社會認可度。
為此，要進一步優化科技智庫的整體戰略布局，發揮好科技智庫在推動國家創新發展戰略的角色擔當。具體而言，宏觀層面，通過建設數據平臺、規劃重點項目等方式對科技智庫的總體發展等進行頂層設計。中觀層面，保證科技智庫體系內部分工協作、共同發展。例如，官辦科技智庫可以承擔我國科技創新和改革的主要任務；高校科技智庫則側重基礎研究和創新理論研究等。針對科技智庫業務出現領域融合和交叉的現象，可以建立科技智庫與其他組織的相互聯系、相互支撐機制，使其形成有機整體，與不同層級、行業、領域的多元主體共生共進。微觀層面，科技智庫機構可以與其職能存在競爭或互補關系的機構，如專業咨詢公司、媒體、國際組織、金融機構和大型企業的研究者共同承擔政府項目。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等聯合各大高校與各類社會智庫展開充分合作，動員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從事基會議室出租礎研究的相關人員共同解決疫情問題，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革新科技智庫的科學數據、研究方法與研究模式，不斷提升科技智庫科技生命力
數據的科學性是提升科技智庫的科技含量質量的保障。科學的數據是科技智庫開展問題識別、情境分析、信息提煉、知識生產、決策形成及社會傳播的真實性、可靠性的關鍵，也是系統化、結構化組織人員、機構、資金、項目、平臺、政策等各要素的基礎，更是科技智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科技智庫開展數據調研調查，這是獲取科學數據的第一步，也是甄別數據科學性的第一步；不斷比對、檢查、修正和整合數據集，這是提升科學數據的準確性和精準性的關鍵；強化科學數據整理、描述、質量控制和文字編輯工作等，解析、研判、更新、完整數據庫，這是推動科技智庫科學數據實現共享共建的關鍵性之舉；實現科學數據激勵機制，增強科技智庫研究人員對數據共享實踐的信心和意愿。
科學、有效的智庫研究方法對打造我國科技智庫的研究體系、研究特色起著關鍵作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互補和協同需要創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同時涉及多層次、多主體、多目標的復雜問題需要系統工程理論的指導；而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只是智庫研究方法的基本分類，還要在此基礎上以預見、評估、解決社會發展中與科技相關問題為目的，形成解決復雜問題的研究范式路徑，確保分析路徑可靠和相關判斷正確。為科技智庫研究的系統展開提供路徑指導的智庫雙螺旋法就是可供參考的例子。此外，要使各種科技智庫研究方法準確、靈活應用，相應的基礎條件須得到保障。可創新建立包含專家庫、數據庫、項目庫等在內的綜合檢索平臺和知識管理系統后臺，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一定的標準形成分類數據庫和案例集，以保障研究方案的科學性和通用性。隨著前沿科技的發展，可以建立人工智能技術分析系統，幫助完成海量數據的加工、挖掘和分析等工作。例如，將非結構化數據自動轉化為結構化數據等，以此增加相關分析的可操作性，為科技智庫研究方法創造應用的基礎條件。
大力發展壯大科技智庫人才戰略力量，不斷夯實科技智庫科技研究基石
人才是科技智庫生存和發展的關鍵。除了持續不斷地招攬和引進人才外，應堅持以科技智庫領軍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為核心，并圍繞不同課題針對性地組織具備相關背景和才能的人才進行研究探討；并在經費、決策及資源方面賦予智庫更大的自由度和權力，通過提供足夠的空間和資源，培養具備大局觀、創新性、前瞻性、能提供精準的預判性結論和建議的科學家和研究人才。區別于其他類型智庫，科技智庫人才結構更強調復合和多元的特征。因此，應建立和優化科技智庫的人才引進、協作、評價、激勵和薪資機制，以吸引不同背景的人才進入科技智庫工作，優化科技智庫的人力資源，完善科技智庫的人才結構。
構建科技智庫公正且權威的評價體系，不斷完善信息資源共享體制機制
為了幫助我國科技智庫實現高質量發展并增強其研究力量，需要建立一套客觀、公正、科學且權威的中國科技智庫評價體系機制；該體系機制應能綜合考核和評價科技智庫在研究能力、成果產出等方面的水平，從而明確各科技智庫的發展方向和優勢并提供針對性的支持。同時，各科技智庫也應明確自己的定位及目標，在承擔科技智庫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凸顯出自己的特色，以實現科技智庫間的特色化發展。
另外，科技智庫相比其他類型智庫，對科技戰略與計劃、科技動態情報信息、行業發展新聞等多元數據的需求度較高；因此，政府和各科技智庫需要合作建立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信息資源共享機制的建立不僅能為科技智庫產出創新性研究和方案提供科學數據支持，還能減少信息資源的浪費，以及研究人員為搜尋這些資源而投入的精力和時間。
推動科技智庫管理數字化轉型發展，不斷完善科技智庫運行機制
作為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科技智庫要提供科技政策咨詢和建議服務，其建設必然是基于時代和現實問題的創新，且須適應中國經濟的深刻轉型。當前，數字化正成為服務科學決策的重要力量；我國新型科技智庫需結合新一輪數字經濟變革，依托于各類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技術等新一代科學技術，對新型科技智庫的內部結構進行優化，讓新型科技智庫更好地提供政策產品。
可以通過數字賦能信息獲取、資源整合、成果傳播等，促進科技智庫運行機制體系重構、流程再造：在縱向上，拓展視野廣度、研究深度、感知速度、研判精度、時間跨度，提升智庫研判的智能性、科學性、時效性，使相關分析更加契合科技創新規律和客觀事實規律；在橫向上，支持廣泛的信息獲取，拓展更豐富的資源信息源頭活水。
此外，在數字化背景下還應重視數字人才引進培育，要建立專業人才儲備庫，更高效地運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適應數字化時代的發展要求，以此提高科技智庫的產出數量和成果質量。
完善多元化經費投入機制，提升科技智庫成果轉化率
研究成果是科技智庫研究水平的體現，成果轉化的頻率則代表了科技智庫的影響力，而經費投入會直接影響科技智庫的成果產出。科技智庫要想提升研究能力和影響力，就必須重視成果轉化和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的完善，特別是重視強化資金對科技智庫創新發展的保障力度。重點統籌社會資金和財政資金，著力健全科技智庫創新投入體制機制，設立科技智庫創新投資基金，拓展科技智庫創新融資渠道，允許科技智庫創新成果以股權方式入股企業，也支持企業進行無形資產抵押融資，緩解科研項目科研成果轉化融資約束問題，改善科技創新成果的使用成本費用。
為進一步提高科技智庫創新成果轉移轉化效率，科技智庫不僅需要充分發揮廣大科技智庫工作者的能力，促進科技工作者之間的深度融合和有效合作，從而產出更多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也要充分把握數字化時代的趨勢和機遇，利用各種數字化平臺，讓其成果更廣泛地為社會各界所知，從而提高成果傳播和轉化的頻率。
加強科技智庫國際交流協作，不斷提升科技智庫的全球影響力
我國科技智庫在充當好國家思想庫角色的同時，還必須積極加強同國際頂尖科技智庫的交流協作，吸取經驗、反思教訓，共建共享全球科技動態與前沿信息平臺，提升我國科技智庫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一方面，積極邀請海外專家來智庫公開講座、進行內部研討，或者在線辯論等，深化同國際科技智庫之間的交流溝通機制；另一方面，推動與國際高校和研究院所等主辦的科技智庫開展深度合作，強化科技創新問題的相互交流機制，并建立起多元科技智庫成果推廣機制。
（作者：任曉剛、高逸超、高方，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